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于自然物质和能量的不断供应，而且这种依赖性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益加强，经济的发展是以自然资源消费量增长为基础的。例如，从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来看，美国、日本、原苏联、原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巴西和中国依次为前十位的经济大国，对十国能源、矿产资源的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表明，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对资源的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要想成为经济大国，必须得到充足的资源。从生态经济观点来考虑，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仅是指维持人类种群繁衍的物质生活享受，还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和维护生态环境需求。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从自然环境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天然资源，基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恩赐就能满足人类有限的需求。但随着人口的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增大，到了18世纪中叶，人口剧增，生产力迅速发展，导致人类以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人地矛盾加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多，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繁荣，造成生态环境加速恶化，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难以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从而严重地影响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北美、西欧一些国家出现石油危机，生产下降，世界经济曾一度萧条，失业率普遍上升。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以种种说法来显示当代的特征——“信息时代”“资源是从人的头脑中开发出来的时代”等。资本的内涵也由此得到扩展，“信息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源”……并要人们相信，有了资本、技术、知识、信息，便会有经济的大发展。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则进一步淹没在“信息社会”“知识爆炸的时代”之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自然资源是“米”，资本、知识、信息、技术等是“巧妇”，没有自然资源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只有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持续发展的概念，Geerling等生态学家认为是“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之间的平衡”；经济学家Edward B.Barbier，1985年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没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根本就说不上可持续发展。我国在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的经济必须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这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就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按照现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从“忽视技术和管理，依靠大量低效率地消耗各种资源来实现经济地增长”向“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转变。

　　现在，经济过快的增长造成了对自然支持系统的巨大压力，导致资源与生态环境状况的恶化，在“人定胜天”观念驱使下，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过度向自然索取，同时却将资源转化为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返给自然，可供利用的种类越来越少，但留给自然的污染物却越来越多，导致生态恶化，环境破坏，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数的经验和事实告诉了人们，单纯地发展经济，却带来了资源损毁、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而孤立地保护资源，由于缺乏经济技术实力的支持，既阻碍经济的发展，又未能遏止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利用协调起来。

　　越穷就越大肆地毁林开荒，掠夺资源；越掠夺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也就越穷。据记载，陕西绥德一带“富饶多牧场”。由于长期实行毁林灭草、开荒种粮的方针，昔日草木茂盛、层林叠翠的地区成了荒山秃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变成了沙漠，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之中。我国黄河从公元前到现在，改道和决口越来越频繁，灾害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就是上游植被被破坏，水土流失，下游淤积。对我国农业现状的研究表明，相当普遍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掠夺性的经营方式，破坏了生态环境，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使水土流失愈来愈严重；沙漠化面积增加；草原退化速度加快；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和部分地区的耕地土壤肥力明显衰退。100多年前，恩格斯曾警告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他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毁林开荒的历史教训为例，指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是对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深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