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地图发展，有许多脉络，但是有一条线索需要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说起。 

　　竺可桢，据我所知，至少在两个地方有他的塑像，一个是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一个是在杭州浙大校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创始人，还曾是浙江大学的校长。我去过浙大校园，在那里我采访过浙大茶叶系的一位教授张堂恒先生。当时他正在研究速溶茶和茶的罐装化，说这个，是为了说明象茶叶这样一些实用科学在浙大很有地位。地学和地图学这种实用科学更是深受老校长竺可桢的重视，我国一批著名的地学院士均来自于浙大，如：黄秉维、任美锷、陈述彭、李春芬……，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校长竺可桢的作用。 

　　我国著名的地图学家陈述彭就是在竺可桢的鼓励下，从事地图事业的。对陈述彭的评价，地学界一般公认他是新中国地图、遥感、GIS等事业的开拓者、创始人或者做出重大贡献者之一。但我觉得，除此之外，陈述彭在我国地图、遥感等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承上启下，将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任何一门科学，每当剧烈变动之际，即发生“科学革命”之际，都需要这种人物，来整合革命造成的断裂。这种整合，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还包括人事上的，正是由于这种桥梁式人物的存在，老一代科学家与新一代的科学家的沟通和对话，才成为可能。我国的经济学界、文学界等都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文学界的王蒙……等，正是由于有了陈述彭为代表的这样一批地图学家，新中国地图事业，才从传统的地图过渡到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 

　　由GPS和GIS我想到了天上的卫星，地图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因为有了卫星。由于有了卫星，才有了GPS定位和GIS的数据来源和更新。GPS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地图的基础—大地测量，因而对地图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卫星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不平等。譬如，由于太空中绕地球飞行的卫星存在，国家之间“领空”的价值，大大“缩水”了，实际上没有卫星或卫星少、质量低的国家“主权”也大大“缩水”了，看看美国卫星拍摄的我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图片，我们确实有一种被人偷看了“隐私”的感觉。再想想，那五枚从五个方向投向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导弹，我们更加感到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需要掌握了GPS和GIS的科学家，如果我们在国庆阅兵和香港回归这样的大事中，使用的还是美国公司卖给我们的GPS，利用的还是美国在天上的卫星，说明我们确实需要努力，当我们把美国华盛顿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卫星图片也放到网上时，我们在“数字地球”的世界上的发言才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当这期杂志还在编辑中，有新闻报道：“美国拦截导弹的试验获得成功。一枚模拟攻击美国的导弹被摧毁在太平洋中。”这实际是一枚导弹击中了另一枚运行的导弹。我们知道导弹全赖GPS定位和GIS的导航。可以想象GPS的定位精度和GIS的反应时间和运行速度又有了革命性的飞跃。 

　　GPS和GIS作为新式的现代意义的地图，是如此重要，但在国内NBA、MBA、IT、IP、CEO、WTO……等新名词满天飞的情况下，GPS和GIS的意义还很少被公众了解。因此，我们在这期“地图专辑”中，重点介绍了GPS和GIS在中国的情况。 

　　地图在我们杂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有一条重要的编辑原则——重视“三图”，就是在报道中大量使用“图片、地图、插图”。 

　　我们希望地图除科学性外还要有艺术性，要有感染力，因此，像香港地图收藏家谭兆璋先生设计的那种“香港鸟瞰图”，我们认为对读者会有吸引力。 

　　我们经常使用卫星遥感图，我们欣喜地发现：“图片、地图、插图”这三图，过去本来是互相独立的，但今天卫星遥感地图有一种将这三者融合起来的趋势，我们既可以叫它地图，也可以叫它图片。 

　　许多批评地图的人，认为地图并未如实地反映现实，地图省略了许多，如唐晓峰先生的文章所言。但今天的卫星遥感地图越来越像摄影图片，相信总有一天，唐先生文章中的小姑娘会发现，地图并没有省略她心爱的花朵。 

　　卫星遥感地图也是艺术，它往往带有设计制作者的鲜明个性，如各种图斑的色彩选择，由此造成的对比和整体效果。这很像艺术家的工作。我曾采访过中国科学院卫星地面接收站的章文毅工程师，他是中国卫星影像地图集《斑斓的大地》的编辑和负责将卫星数据转化为图像的具体操作者，我问他：“这本地图集是否也可看作是一本艺术品，”他说：“正是这样。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这本地图集将完全是另一副模样。”为了增加地图的感染力，地图制作者完全可以利用想像、对比、甚至夸张等艺术手法，例如三维地图，就是在纵向比例上进行夸张，以取得视觉上的美感。 

　　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毫无疑问，未来的地图将变得像绘画一样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