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岗村的历史沿革

　　黄花塘乡原治岗村集，因其地位于高岗之上而得名。据盱眙县志载，从宋代开始，岗村就是盱眙东南的重要集镇，至今已有逾千年历史。

　　岗村集海拔五十多米，地理位置适中，东距马坝、西距穆店、南距旧铺、北距高桥，都在20华里左右。因此，无论历史上朝代如何更迭，区划如何变更，岗村都是一个重要的集镇，虽屡经战火，但屡毁屡建，经久不衰。一直是地方乡镇治所，商品集散中心。

　　明代万历年间，盱眙县辖8乡34图，岗村集即为管四图的一图所在地。

　　清光绪年间，盱眙有镇市15处，岗村即为15镇市之一。

　　民国年间，盱眙辖30个区，岗村是区公所所在地。

　　抗战期间，由于盱城沦陷于日寇之手，国民党盱眙县政府被迫外迁。1940年国共合作期间，盱眙县的两党政权并存，国民党的县政府迁至蒋坝，县长秦庆霖、汪新吾。1940年3月，新四军在半塔、莲塘之战获胜后，一度进驻盱城，4月，在盱城成立共产党领导的盱眙县抗日民主政府，旋即迁至新铺，又迁至岗村，不久又迁到马湖店，首任县长余纪一，接任杨思久。

　　1940年春，在共产党盱眙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岗村乡政府也随之成立。乡指导员先后是丁汀（女）、管作之、李永珍、刘亚，乡长先后是陈志卿、朱达、胡小风、王文举等。当时，岗村东头有座大庙，镇压土匪恶霸就是在大庙南侧的塘坂子执行的。

　　1945年冬，岗村撤乡设区，首任区长沈怀平、副区长张太元，政委叶林（女）、杨布，组织部长管作之，宣传部长李平（女，县委书记朱云谦之妻），农抗理事长董干成。

　　1946年7月，新四军主力北撤。此时外逃在南京、六合等地的地主疯狂反扑，回到岗村，组织还乡团，成立了国民党的岗村顽乡政府，首任乡长徐景寒，民政股主任徐玉明，警卫股主任林一松，经济股主任姜织之。相继后任的国民党乡长有王泽林、刘宙、杜冠群、胡立风、马学师、马学琴等。

　　1948年12月，盱眙全境解放，共产党区乡政权重新建立，岗村乡政府同时成立，乡长指导员是苗明、单守才。岗村乡隶属旧铺区。现在黄花塘镇区域当时分设岗村、倜傥、枣园、耿公、泥沛五个小乡。

　　1957年初，撤区并大乡，全县设16个乡，岗村是其中之一。书记先是王和之，后是余连富。

　　1958年9月实行人民公社化，政社合一，全县成立17个人民公社，岗村公社是其中之一。党委书记是余连富。

　　1958年底，全县将17 个公社合并成10个公社，岗村公社撤销，其地一分为三，分别并入马坝、旧铺、穆店三个公社。

　　1961年3月又重建岗村公社，恢复1958年前的原岗村公社辖区范围。党委书记先后是朱星远、袁树清、田守成。

　　1966年5月，岗村公社更名为黄花塘公社，党委书记暂缺，由刘廷康主持。8月，吴剑芝由省下派到黄花塘任党委书记。1974年底，吴永林继任党委书记。

　　1969年元月，黄花塘公社改名为反修公社。1978年底又恢复为黄花塘公社。1981年7月，黄花塘公社辖地一分为二：东部成立新街公社，西部仍为黄花塘公社。此时黄花塘公社党委书记杨德华。

　　1983年7月，实行政社分开，黄花塘公社则改名黄花塘乡。党委书记刘扬、魏文余、倪志明、陈友山、谷文书。2000年4月，黄花塘与新街两乡又合二为一，设黄花塘镇。因考虑宁淮路经过新街，交通便捷，故将乡政府设在新街。新街原名叫敬山堂，是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1948年当地开明士绅顾绣之先生等发起将敬山堂建成小新街，于是才有新街这个名称。

　　二、黄花塘名称的由来

　　黄花塘原是距岗村东南一公里多的一个普通小村庄，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地。没有人家，因一个姓孙的凤阳人来此开荒种地，后来又有几户山东人逃荒来此谋生定居，为解决吃水问题，几户自发挖了一个水塘，因完工的当晚晚霞满天，于是取名黄昏塘。1939年秋，罗炳辉率新四军五支队从津浦路西东进路东，即在旧铺、新铺、岗村、莲塘一带建立了巩固的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2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罗炳辉的五支队合并编为新四军二师，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任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师部就设在黄昏塘。为了满足吃水和农田灌溉需要，官兵与村民合力将黄昏塘挖深开大。适逢春天油菜开花，遍地金黄，风景迷人，张副军长想起毛主席长征时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于是他提议将塘名改为“黄花塘”，得到罗炳辉师长的认可和军民群众的赞成，“黄花塘”的名字就此传开。

　　1965年，袁树清时任岗村公社党委书记，他看到天长县为纪念罗炳辉将军将“天长县”改为“炳辉县”，来安县的半塔也建了新四军纪念碑，盐城等几个地方也都建了纪念新四军的建筑，而黄花塘作为新四军军部有近三年的时间，新四军二师及罗炳辉将军在黄花塘有六、七年时间，我们却只命名了一个“黄花大队”，什么纪念性建筑业没有搞，心犹不甘。为纪念新四军军部这段历史，他以公社党委的名义向县委建议，将“岗村公社”改名为“黄花塘公社”。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后于文革期间曾一度改为“反修公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恢复“黄花塘”的乡名。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1939年秋，罗炳辉司令领导下的新四军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开辟以半塔、古城为中心的苏皖淮南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派出部分骨干，还从老解放区带来一些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同志，帮助建立地方民主政府。当时不少区乡级领导都是外地来的同志，尤其很多是女青年知识分子。如岗村乡指导员，泥沛乡乡长、指导员，马坝区委书记、农抗理事长等都是女同志。岗村乡指导员丁汀，虽然当时只有二十来岁，但觉悟高、能力强，办事果断，泼辣大方，做起报告一套一套的，确实是女中豪杰。

　　民主政府一成立，就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而国民党反动势力则极端仇视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妄图将我地方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940年6、7月间，岗村东南的泥沛，以柳成让、周化兰为首的地主豪绅，与国民党县长秦庆霖互相勾结，纠集地主武装百余人，趁着黑夜围攻泥沛乡政府，将乡长唐英、指导员石莉、县工作组张跃等四人（均为女同志）抓走并残酷活埋。同日晚，岗村西北的永兴，以地主豪绅惠绍先、惠时雨父子为首，纠集恶棍罗四等百余人，将永兴乡长陈寿彭、沈德新等九位乡委员诱骗至永兴街南大庙，用刀砍死，庙里的主持和尚与挑经担的小和尚也惨遭灭口。惨案发生后，我地方武装迅速平息暴乱，镇压了为首的罪恶分子。

　　暴乱平息，政权得以巩固，首先是建立民兵组织，县有民兵总队、区有民兵大队，乡有民兵中队，实行劳武结合，成为不脱产的地方武装，他们在镇压土匪，捉拿汉奸，保护生产，维持治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权巩固后，开展反匪反霸、减租减息、扩军支前、兴办教育、发展生产。1942年，筹办了岗村小学、倜傥小学，吸纳农家子弟入学，还开展了扫除文盲运动。抗战期间，虽土匪横行，岗村乡民主政府仅枪毙了土匪王士龙、林永凡、张必成和恶霸姜大炮等四人。

　　当时的县乡机关都很精干，县政府只有几十人，每个科多是2-3人。乡政府只有乡长、指导员、民兵中队长、农抗理事长4人。白天集中办公，夜晚分散转移到附近村庄住宿，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大家的工作热情异常之高。

　　民主根据地的干群关系十分融洽，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俨然是两个天下。国民党时期，苛捐杂税多如毛，土匪明抢，猪鸡光（中央军）豪夺，抓壮丁、服苦役，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而民主政府是干部清廉，政治清明，童叟无欺，买卖公平。老百姓形象的比喻：“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新四军像亲人，见了争着迎进门。中央军像瘟神，见了躲的不见人”。当时的根据地，青年争当模范队，巡逻站岗保平安，妇女忙做慰劳鞋，农民送粮忙支前。到处一片热气腾腾，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

　　那几年，岗村有上百人投身到县、区、乡政府工作。如县司法科当时有5人，其中3人是岗村人。有数十人参加了新四军，上了前线，17人加入了共产党。其中的佼佼者如杨布，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厦门市市长、福州市委副书记。叶登高，曾任湖北省黄冈军分区司令。刘仁厚在南京高级步校，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直至离休。刘仁礼大军南下时即任团长。刘仁洪任安徽省蚌埠市委副书记。管作之任盱眙县委委员、农工部长、农民协会主任。

　　解放初，解放军从部队转业回乡的老新四军战士，他们为地方建设也都做出了贡献。如李成忠、李开甲、胡坤、姜名扬、陈选正、李志余、马福林等等。特别是马福林，当过新四军侦察连长，参加过孟良崮和淮海战役，1948年大军南下时转业到地方，曾任岗村乡指导员、五星高级社书记，由于没有文化，主动让贤，甘当一名普通社员，而他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如一，因而深受人们爱戴，大家都尊称他为“马三爷”。由于他转业后不慎将转业证遗失，因而回乡后近二十年都没有享受转业军人待遇。即使再困难，他也从不向政府伸手。直到文革时期，在战场上被他救过命的一名下属已经当上了高级干部，为报当年救命之恩，千里迢迢寻访到他，才恢复他革命军人的待遇。

　　四、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的日子

　　在中国战争史上，盱眙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距盱眙东南三十公里的黄花塘，抗战期间是荒村僻野，交通闭塞，是日伪顽围困的空隙地带。这里农户不多，树木繁茂，便于隐蔽，是屯兵的好处所。同时，这里北有三河、洪泽湖，西南有绵延群山，进可攻、退可守，机动回旋余地大，1939年新四军五支队一到这里，罗炳辉司令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地方，于是将五支队和后来的二师师部机关设在了黄花塘。经过二年的军民相处，新四军罗司令已与当地农民结下了亲如一家的鱼水关系。1941年10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到二师师部视察，也对黄花塘的地理环境、军民关系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1942年日伪对盐阜根据地和新四军军部大举进攻，黑云压城、形势险恶，军部必须立即转移之际，陈毅就断然决定，将军部转移至黄花塘。

　　1943年元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抵达黄花塘，陈毅军长住在新塘埂上部队盖的三间山头打门的茅草屋里，警卫员住当门一间，中间是办公室，最后一间是卧室。张云逸副军长开始住下塘埂，后来住到徐景刘和孙培江家，饶漱石住在芦柴塘边。政治部、锄奸部住大王庄，印刷厂在小王庄，卫生部在常庄，军需处在双庙庄，电台在上李庄，社会部在姚庄，岗村街周围的豆庄、周庄、七星庄、翟庄、大连庄、张庄、潘庄等十多个村庄，也都住有军部机关。

　　当时的军部对外以黄河大队称谓，首长都用代号几零几称呼，不喊姓名，不称官衔。只有罗炳辉老百姓都熟悉，有一天陈毅和农民孙培根下棋，罗司令远远下马，向陈毅敬礼，老百姓这才知道，这个人的官比罗司令还大。

　　当时的黄花塘很浅，多半时间是旱塘，塘里有一个土墩子，军部才到这里正值冬春，塘里没水，大礼堂尚未建，开大会就在塘里，首长讲话就站在土墩子上。陈军长喜欢下棋，没有棋盘就用办公桌抽屉翻过来用毛笔画的简易棋盘。

　　新四军军部突然从盐城失踪后，日军十分着急，频繁派出间谍四处侦查，妄图摧毁新四军的神经中枢，其中有日本特务已经摸到了黄花塘周边，当时根据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只要发现形迹可疑人，都会被扭送到锄奸部审查，没有问题的该放就放，确是特务的便立即处决，在小王庄先后就枪毙了一、二十个日伪特务。

　　新四军军部移住黄花塘后，各地的仁人志士，男女青年，文化名人，甚至外国友人，纷至沓来，人气大盛，百业兴旺，创办了中、小学和大学、医院、剧团、兵工厂、供销社，到处欢声笑语，热闹异常，确实成了一处敌人鼻子底下的“世外桃源”，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安宁，军民关系融洽，政治公正清明。

　　军部在黄花塘期间，全军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首长和战士都参加开荒种菜种粮，规定每人每年种菜500-1000斤，女同志和首长300斤，部队吃不完就送给老百姓。每天早晚拾粪，上午训练，下午种地，有时候帮老百姓干活。通过大生产，不仅大大改善了部队和机关生活，也密切了军队和地方群众的关系，呈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融融氛围。

　　1943年11月，陈毅离开黄花塘去延安，由张云逸副军长代理军长职务，代政委饶漱石主持工作。与地方政府联系较多，与老百姓接触较多的是张军长，因此老百姓印象最深的除了罗司令就是老头子张军长。他们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都以大局为重，积极工作，在抗日战争由相持转入反攻阶段，他们率领七个师活跃于敌后，浴血奋战在大江两岸，支撑了抗日战场的半壁江山，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两年多时间，还为共和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政治、文化、卫生、经济建设人才，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载入史册的，给黄花塘创造的传奇色彩也是永远不会湮没的。

　　五、国民党还乡团的疯狂报复

　　1945年，抗日民主政府在地方实行土地改革，当地一些地主豪绅闻讯后，即逃亡到南京梅西三庄，投奔天长县国民党县长张明。一些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也迅速脱离革命阵营投奔了国民党。1946年7月，新四军北撤后，这些人便在南京组织还乡团迅即还乡。还乡后，他们如狼似虎，首先把黄花塘洗劫一空，接着便对北撤未走的共产党干部以及撤走的干部家属大肆报复，一时白色恐怖，刀光剑影，哀鸿遍地，鸡犬不宁。当时的重灾区是五星村即过去的瓦屋庄。有这样的流言“宁走十里荒，不走瓦屋庄”。瓦屋庄徐景寒还乡后，当上了第一任岗村乡长，他横行乡里，为非作恶。

　　第一个遭劫的是老共产党员吴正龙。吴正龙1931年参加李桂五领导的西高庙农民起义，1932年起义失败后，他逃到岗村西大东庄姜织之家避难，1940年民主政权建立，他任村农抗理事长，工作积极，大公无私。1946年北撤，是新四军主力转移，地方干部大多没有随军北撤，而是留下来坚持斗争。徐景寒当上敌乡长后，7月21日晚，徐即派人将吴抓住严刑拷打，当晚拖至关庄的大涧边枪杀，并把尸体抛入涧湾让大水冲走。

　　1948年春某日，新四军联络部长杜安民，奉命前往路西与部队联络，途径岗村西被人怀疑，抓送瓦屋庄徐家，遭刑讯逼供，后在衣角被搜出字条，身份暴露，当时岗村乡长马学师闻讯，派乡丁将杜押去又吊打一天一夜，晚上将杜拖到黄家乱地活埋。杜被推下坑后，那些乡丁对杜头部还打了五枪。由于无人知晓杜的家乡住址、部队番号，以致杜安民的尸骨至今无人寻找。

　　原倜傥乡指导员戚启富，北撤未走，躲到黄练山赵圩子他的亲戚赵炳胡家，徐景寒闻知后，两次派人到赵家搜查，后将戚抓回岗村，吊打三日，晚间带到岗村街西枪杀。

　　原岗村乡民兵中队长刘永富，被抓住在岗村街东枪杀。

　　1947年8、9月间，一位新四军的干部，内穿军装，外穿便装，身带一支盒子枪，由西南往东北执行任务，途径瓦屋庄北湖，被还乡团的胡某发觉，骑马追赶，将其抓住，由北鹤保长陈跃文等亲自吊打，该同志至死不说，当夜惨遭活埋。这名同志连姓名和住址也没有留下，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当年在岗村被残害的还有永兴乡民兵中队邵永发、新四军某部余排长、游击队领导人刘仁洪的亲属张政香（是用刺刀戳死的）。我方区长王文举之父被打成重伤致死。

　　1948年正月18日，徐景寒勾结国民党联防区主任林夕候部，在瓦屋庄一带与吴昌如、刘仁洪率领的游击队开战，致游击队何大队长牺牲。

　　岗村西郭巷段惠春跟随新四军北撤走了，被联防区主任林夕侯知道后，将段家七口人全部杀害。

　　北撤后的二年半期间，岗村周围有7人参加了“三河南北青年联合会”和“青年励志社”反动组织，19人加入了国民党，21人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直到1961年，岗村公社龙墩大队还发现张某某组织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反革命小集团。

　　新中国成立后，除薛庄的林一松客死他乡，瓦屋庄的徐景寒、徐玉明、徐玉舟、徐长松，金庄的金监尤，陈庄的陈跃文，枣园的马学诗、马学琴，泥沛的柳成让、周祖功、周祖立、周化兰，新街的李厚悌等均先后逃往台湾。随着大陆与台湾解禁开放，他们中有些没有大的罪恶的人陆续返乡探亲，有的还帮助家乡亲属创业。

　　历史烟云已经过去，“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恩仇可以忘记，但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应否认，也不能篡改。

　　六、黄花塘纪念馆建设的前前后后

　　新四军从1937年12月在武汉成立，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军部在八年间曾七移其地，黄花塘是军部驻扎时间最长，新四军发展壮大速度最快，也是新四军历史上功绩最为显赫的时期。

　　由于1943年饶漱石借整风之机，罗列陈毅十大罪状，向陈毅发起突然袭击，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新四军高层发生不和，此事惊动了中央，毛主席也很为震怒，回电指出饶漱石四处非议，授人以柄，继续结怨，有损军心。此事被称为“黄花塘事件”，被当成新四军军史上一段不光彩的历史。1953年又发生高岗、饶漱石因搞反党分裂活动被中央定性为高饶反党联盟，而黄花塘时期陈毅仅在黄花塘十个月，之后两年是饶漱石主持工作，因而人们对黄花塘讳莫如深。全国新中国成立后，新四军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旧址都得到较好保护，并相继建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供人们凭吊瞻仰，唯独黄花塘一直默默无闻，备受冷落。许多当年珍贵的革命文物因无人过问而被毁。文革期间，黄花塘公社的名字也被改成“反修”长达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国内对黄花塘的名字无人提及，知之甚少，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黄花塘的名字才有了重新被人们认识的转机。那是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代表团一名成员向我国服务人员打听黄花塘的近况，而外交部的人员一无所知，就连黄花塘是人名还是地名都不知道，经过向这位美国人核实，方知黄花塘是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而他正是当年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后来经外交部找新四军老同志回忆，才搞清楚这个飞行员与黄花塘的渊源。那是1943年，美国航空队轰炸日军，飞机被击落，有五名飞行员落在苏北建湖县的滩涂，被老百姓救起，后由三师派人将他们转送到黄花塘军部，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在军部住了几个月，由军部派当地老百姓用毛驴将他们送到六合才安全回到飞虎队的。尼克松访华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毅同志1943年11月离开黄花塘赴延安时所写《赴延安留别华中诸同志》的诗作。陈毅诗作的发表，勾起了许多新四军老同志对黄花塘的回忆和思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说出了黄花塘人民多年的愿望。以吴永林为书记的反修公社党委立即向县委报告，要求将“反修”恢复为“黄花塘”。1978年冬，举全乡之力，将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黄花塘住过的房屋翻修一新，又将那面蓄水不多的小塘扩大加深，四周的道路栽上青松翠柏。1979年2月23日，吴永林书记指示我为党委起草一份“关于兴建黄花塘纪念馆的请示报告”，向省、地、县委呈报，得到上级的支持。1980年获省拨款六万元，由刘子岳同志负责基建，在张云逸副军长住过的草房周围建起了围墙，盖了陈列馆，从此开启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建设的序幕。随着1979年夏，陈毅老总之子陈昊苏来黄花塘寻访父辈当年的足迹和自己童年的保姆，又兴起了一股至今未断的新四军后代来黄花塘寻根的洪流。

　　如今的黄花塘纪念馆，由于卞龙馆长的多方奔走求助，几经扩建，已经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红色旅游经典景点、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研究新四军军史，传承铁军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黄花塘在前进

　　革命战争年代，黄花塘人民协助地方政权锄奸捉特，维护治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积极支前，踊跃参军，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黄花塘人民继承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坚持艰苦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不断创造新的传奇。

　　1953年，县委农工部长管作之在他的家乡七星庄由林玉传带头办起了互助组、初级社，为全县农业合作化开了先河。

　　1954年，三庄的朱培英，作为农民代表，出席了盱眙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8年戚庄的赵长文，作为盱眙县的两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江苏省共青团代表大会。

　　岗村原是水源奇缺、土地瘠薄、农业生产落后的穷乡。1966年，从吴剑芝调来岗村任党委书记后，他顶住文革极左思潮的压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重用农技人员，充分发挥公社、大队、小队三级干部的作用，科学种田年年都有新套套。首抓治水，减轻旱害；大种绿肥，培肥地力；推广良种，提高单产；发展油、桑，增加收入；兴办工业，增强公社经济实力，各项工作均走在全县前列。他在岗村当书记九年，这在岗村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九年间全公社粮食产量增长三倍多，油菜产量增长17倍，人均收入翻了近两番。1974年底，他调到县委任领导后，将他原大队书记吴永林推荐到公社当了一把手，吴永林沿着吴剑芝开创的发展之路，继续大踏步前进。特别是蚕桑生产，1977年蚕茧产量就超过千担，占全县产量一半以上。1977年底，全县农业表彰大会上，吴永林的“大治之年迈新步，茧超千担粮丰收”的发言在全县引起了强烈反响。到九十年代初，黄花塘乡的桑园已经发展到7000亩，蚕茧产量超过了七千担，先后办起了蚕茧站、缫丝厂、丝织厂，成了全省为数不多的茧丝绸一条龙生产大乡。

　　在吴剑芝、吴永林任职期间，岗村还为全县树立了不少典型，突出的是：

　　1967年，黄花塘大队范庄小队队长韩善禄，在省下放农技干部毛慕永、卢浩培的帮助下，坚持科学种田，很快由穷变富，成了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的典型，新华日报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毛泽东思想照范庄，人换思想地换装”的长篇报道，介绍了范庄的经验。

　　文革期间，五星大队书记孙兆贵，紧跟形势，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典型，当上了六合专区革委会常委、江苏省贫下中农协会常委。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五星大队大西小队队长姜名远，用大寨精神改天换地，狠抓粮食生产，积极发展棉花，1972年就实现了粮食单产超千斤，皮棉单产150斤，劳动日单价1.5元，成了“全县第一”的富裕生产队。

　　1978年大旱，在全县大多数大、小队都严重减产的情况下，五星大队小高小队却增产增收，而且幅度较大，为此，队长田正生作为全县唯一代表，与县委书记一道参加了省农业工作会议，并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3年，刘扬任公社党委书记，出席了江苏省农业先进表彰大会，并作“两年两大步，户平万斤粮”的书面发言。

　　1985年，倜傥大队上营小队农民傅必良，由于在大包干之后带头勤劳致富，获得了江苏省劳动模范称号。

　　在粮食尚未过关的年代，黄花塘作为全县重点产粮乡之一，积极向国家交售爱国粮，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16亿斤，人均售粮在全县名列前茅，有力支援了国家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间，黄花塘涌现出不少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其突出代表有吴剑芝、余连富、朱星远、吴永林等等。

　　解放前，岗村西的张子珍和岗村东的顾绣之，是两门中医世家，曾名震盱眙东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子孙仍继承祖业，并发扬光大，在盱眙中医界各领风骚。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推动下，黄花塘“三农”工作又不断取得新进展，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由理想变成现实。

 

(转自盱眙县人民政府网)